就在温体仁与李焕修亲切交谈的当天中午，一艘福建郑氏的海船，经过十几天昼夜航行后，抵达并停靠在了天津卫的码头上。
在海船停稳后不久，户部驻天津卫码头一名税官带着十几个书办、帮闲登上大船，开始对船上所载货物登核查，最后再给郑家的船主开出税单。
郑家这艘船上装载的大部分是从日本运来的硫磺硝石，只有少部分南洋的香料以及象牙、玳瑁、宝石之类的货品，所以最后按照三十税一的比例的话缴税不会太多。
因为按照朱由检制定的政策，对于境外原材料一类，比如矿石、粮棉等大宗商品是不收取任何税费的，并且这些原材料将会被户部按照市价予以统一收购，销路根本不用发愁。
此举是为了鼓励海商们大量收购海外的原材料，以免大明境内的各种矿产资源被过度开采，这也是后世某国惯用的手段，现在被朱由检挪用过来。
对于大明境内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，朱由检已经有了初步的计划，准备在合适的时机推出一系列的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。
崇祯十年下半年，朱由检下旨设立天津海关税务司，在收税的同时管理天津码头的相关事务。
税务司隶属于户部广东清吏司，设主事一名，从六品职级，下辖人员有户部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征募。税务司对往来于天津卫码头的商船按三十税一征税，之后货主凭借税单在大明境内将不会被重复征税。
除了天津以外，在大战结束后，朱由检还准备下旨在杭州、明州等港口设立同样的机构，全面放开海禁。
不出意外的是，最先开始征税时还是遇到了士绅利益集团的抵制，但这项举措最后还是被强硬地贯彻下来。
曾经有些商船仗着自家是某某知府、某某布政使的背景拒不缴税，但在驻扎码头上的锦衣卫百户所校尉们的耐心说服教育下，商人们还是忍气吞声足额上缴了税金。
因为锦衣校尉们是用手铳和弓弩钢刀说服他们的。
某拒不缴税的张姓商人就被锦衣校尉用手铳打断了腿，在痛苦哀嚎过后，因流血过多身死，此事传开之后，再也无人敢抗税不交，其背后的靠山也没敢出头做什么。
由于京师这几年中产阶级大量增加，对各种商品的需求量与日俱增，单靠运河上那点商品供应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，因此有些海商也把目光投注到了这座百万人口的当世最大的城市，经常置办货品后合租海船来到天津卫，然后再由陆路运送到京师里销售。
由于海商与漕商所贩货物不同，所以此举并未引发漕商集团的抗议。
走海船运来的都是南洋、日本，甚至西洋过来的货物，比如香料、犀牛角、象牙、玳瑁、苏木、棉花、稻米、铜铁矿石、硫磺、硝石等等海外商品，这些物品虽然也有漕商运至京城售卖，但价格和品种比海商们运来的悬殊较大，所以海商们在尝试几次，并取得了巨额收益之后，随即便迅速加大了对旺销商品的数量和种类采买销售。
“没想到大明帝国居然也设有海关！这可是公平贸易的窗口啊！可是为什么郑的领地内没有设立？原来代表先生的话是对的，大明帝国确实不是那些愚昧野蛮的南亚国家所能相比的！”
在收税的吏员走后，这艘郑氏海船二层的客舱中走出三个人，其中一人正是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代表巴列维特，和他说话的是荷兰政府派来与大明朝廷谈判的特使范布隆霍斯特。
另外一名个头不高、举止高傲的则是西班牙政府特使爱特罗·蒙塔，他的关注点与范布隆霍斯特不同，他视线所及之处是码头一角不远处用一种奇怪材料建起的炮台，以及炮台上正对海面的黑黝黝的炮口。
在巴列维特回到荷兰，并带来了驻台湾陆军八百人全军覆没的消息后，西班牙政府高官们震惊不已。在经过一番长达月余的商讨后，最后迫于大明军队表现出来的强悍战斗力，西班牙政府决定派遣特使前来与大明谈判相关事宜。
西班牙这次派出的特使性质与荷兰人相似，不过他们不是来谈判的，而是来索要赔偿金的。
在得知荷兰人吃了大亏之后，西班牙驻扎在台湾岛上军队将领错估了形势，他以为大明军队肯定也是损失惨重，遂特意安排了四十名士兵，携带着武器乘船来到台中县附近的海岸登陆，妄想着抽机会沾点便宜。
但没想到的是，这四十人一去不回返。
在等待十天之后，西班牙驻军将领知道这些人凶多吉少，于是立刻派遣两艘炮船中的一艘驶往马尼拉，将荷兰与西班牙军队战败的消息禀报给了西班牙驻马尼拉的总督，由他把消息传回国内。
西班牙政府得信后派人与荷兰政府取得联系，于是两国决定，各自派遣特使出使大明，联手向大明朝廷施压，以此来争取更大的利益。
两国特使加上作为东印度公司地表的巴列维特，乘坐荷兰最新式的炮船，经过大半年的航行后抵达福州港。
他们是奔着郑芝龙来的。
在两国政府眼里，郑芝龙掌控的海上力量十分可怕，若是不知会郑家后直接将炮船开到大明天津外海，恐怕事后会遭到郑家的刁难和报复。
因为此时的欧洲人认为，大明的所有海域是属于郑家而不是大明朝廷的。在他们的认知中，谁的实力更强，谁就是真正的王者，而不是根据什么大义名分来决定具体区域的归属。<